接着,广西局势也紧张了,我家又随着学校沿川黔路入川,投奔抗战的首都重庆。
家眷搭军车,学生则是有车坐车,无车徒步走。从桂林到贵州,再由九弯十八拐的鵰姆坪往四川去,我真正看到了险山峻岭和人用卑微的双足攀越时的艰辛。
孙元良将军,黄埔一期毕业生,北伐、抗日时正规军军长,兵团司令,南征北讨半生。他在逝世前接受胡志伟的访问中,回忆抗战时的逃难情景,有大场面的描写和检讨:①
我们(抗战初起时)实行焦土抗战,鼓励撤退疏散,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,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,任其乱跑乱窜,自生自灭,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!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,发觉满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,流亡学生与教师,工矿职工和家眷,近百万的军眷,溃散的散兵游勇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,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,随着沦陷区的扩大,愈裹愈多。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,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。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,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。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,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,践踏得寸草不留,成为一片泥泞。车辆不是抛了锚,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。难民大军所到之处,食物马上一空,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。入夜天寒,人们烧火取暖,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,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,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,顷生人间何世之感,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,刚劲之气随之消沉,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。
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,整整一年。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,但是不论什么时候,户内户外,能容下数十人之处,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。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、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。
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随时上课的样子,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。他们真正地相信“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”:除了各科课程,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,尤其是自尊与自信。
中山中学到了四川之后,毕业生会考与升大学比例都在全国前十名(自到汉口后招收了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各地中学生数百人)。进入职场的以军政、文化界最多。
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,大部分学生回到隔绝十年的家,已不愿再踏上流亡之路:国共战争期间,决定留在千疮百孔的家乡,驱除满洲国余毒,重建民族信心和教育,但他们终身未忘在中山中学那一段患难申情逾骨肉的感情。
一九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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