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首辅值房出来,魏广德回到自己值房,就直接提笔给工部下了条子,要求他们重新讨论胶莱运河和迦运河之利弊,同时对两条运河所需耗费进行大致估算。
惟一单独注明的,就是迦运河按照五年时间,利用农闲时间开凿而不是如这时期朝廷其他河工那样,一次性征集大批民夫连日连夜赶工,争取最短时间完成的模式。
条子写好后,魏广德把条子交给芦布,让他派人送往工部,直接交到尚书朱衡手中。
魏广德不知道的是,今日不经意的意见以及和张居正在值房里发生的争论,对大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。
原本历史上,自弘治年后,黄河逐渐频繁地于归德、曹、单和丰县一带向东决口,洪水漫淹鱼台、沛县一带泗河,运道屡被淤塞,山东南部运河不再畅通。
时任工部及总河都御史翁大立于隆庆三年和四年,先后三次向朝廷奏言:改开新渠,以避黄泛。
“于梁山以南别开一新渠,以避秦沟、浊河之险.比来河患不在山东、河南、丰沛,而专在徐、邳,故先欲开河口以远河势。经久之策……在开河以避洪水”。
翁大立的建议,当时不仅未被采纳,自己还因延误漕运而获罪罢官。
然而自他开始,却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七年的“河之议”。
隆庆五年四月,黄河又在邳州决口。
这时工部尚书朱衡又奏请开河,于是朝廷命礼科给事中雒遵前去勘察。
雒遵勘察后上言,开河虽然取道便捷,但施工实在艰难,并列举了“开三难”。
隆庆皇帝看了这个奏议,下令再次勘查。
这一次,总河都御史万恭回来后对朱衡讲述所见所闻,让朱衡转变了看法。
奏报开“有三难,大略如遵指”,并说现在的漕河已经畅通了,徐、邳之间堤高水深,不必再另行开河了。
这个奏报再加上万恭提出的“开六难”、“永罢开之策”之议等,使朝廷上反对开的意见占了上风,这样开挖河的事也就作罢了。
朱衡当着魏广德的面再次提出开迦运河,其实也是相对于胶莱运河,开凿迦运河要实际一些。
最起码,新河完工后可供漕船通行,而不是如胶莱运河般,因为水量关系只能过吃水较浅的船舶。
时光又至万历三年二月,时任总河都御史的傅希挚再次上疏朝廷,重提开挖河。
他在《开疏》中系统阐明,治理黄河应当从它最大的祸患着眼,一定要使它从根本上得到治理。
傅希挚在疏中批驳了开挖河的“三难”之说,称自己派钻探、测量和绘图的专人到“三难”的地方逐个勘察,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解决上述难题。
傅希挚关于开挖河的奏疏,详细写明了解决办法,如此深入详实、精准透辟,入情入理,势如高屋建瓴,实为一篇治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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